哈姆扎·哈基姆扎达·尼亚济

童年

哈姆扎·哈基姆扎达·尼亚济于1889年3月6日出生在浩罕一个有学识的家庭。父亲伊本·亚明·尼亚佐维奇是一位医生，在浩罕学者中深受敬重，精通乌兹别克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求学

哈姆扎先在街坊学堂读书，1899至1906年在浩罕的经学院学习，还曾在一所俄罗斯—土著学校学过一段时间俄语。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事件深深影响了他：1905年的革命运动激励着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追求启蒙、自由与独立。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始于20世纪头十年。

1908年在纳曼干求学时，哈姆扎结识了鞑靼启蒙者阿卜杜拉·托克穆林。据他在自传中所述，托克穆林看了他一百多页旧式风格的习作后，便开始教导和指引他。1909年，他前往布哈拉，想跟随当地进步教师、扎迪德学校的支持者穆罕默德·伊克拉姆·伊本·阿卜杜萨洛姆学习阿拉伯语，但那里爆发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使他未能如愿求学。

扎迪德报刊

对哈姆扎文学成长影响很大的，有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的《翻译者报》、法提赫·卡里米的《时代报》、里扎·法赫里丁的《议会》杂志，以及塔什干的乌兹别克语报纸——伊斯莫伊尔·奥比迪的《进步报》、穆纳瓦尔卡里的《太阳报》和阿卜杜拉·阿夫洛尼的《荣誉报》。他与这些报刊建立了联系，最早的诗作和文章就发表在上面。

哈姆扎经常阅读《翻译者报》，熟悉加斯普林斯基1906至1907年在报上连载的《君王对话》，这部作品探讨了包括突厥斯坦人民在内的突厥诸民族为何沦于殖民统治之下。

学堂开了又关

1910年，哈姆扎在塔什干开始了实际工作，在卡什卡尔街区开办了他的第一所扎迪德新式学堂。这一时期，他与突厥斯坦扎迪德运动领袖穆纳瓦尔卡里、他的学生和扎迪德派教师同道——绍基尔詹和索比尔詹·拉希米兄弟以及萨米卡里——密切合作。哈姆扎档案中的一份文件记录了他与穆纳瓦尔卡里的联系，并注明他的地址是老塔什干梅赫罗博德街区的拼音教学法学堂。

1911年，他在浩罕又开办了一所学堂；在沙俄当局的迫害下，这些学堂最终都被关闭。同年，他踏上朝觐之路，游历了阿富汗、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每到一处都考察当地的教育制度、教养方法和教育机构。朝觐归来后，他在教书之余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文学和艺术创作。

1914年，他先在马尔吉兰、后在浩罕开办扎迪德学堂。据他自传所述，马尔吉兰的学堂开办不到八个月就被地方教育当局强行关闭。迁到浩罕后，他为穷苦孩子开办了一所免费学堂；四个月后，县当局搜查并关闭了学堂，但因为没有搜出他的任何文件，哈姆扎才免于牢狱之灾。

课本与“热忱”图书馆

这一时期，哈姆扎为新式学校编写了《浅易文学》《读本》和《诵读课本》等教科书。

1915年，他与浩罕的启蒙者们一起创办了“热忱”图书馆，目的是为扎迪德学校出版课本，并为学生提供在塔什干等城市印刷的教材。馆内藏有大量赛义德拉苏尔·赛义达齐佐夫的《第一位老师》、穆纳瓦尔卡里的《初级读本》和《二级读本》，以及马赫穆德霍贾·别赫布迪和阿卜杜拉·阿夫洛尼编写的课本。

尼霍尼

哈姆扎的文学生涯始于传统抒情诗，笔名“尼霍尼”，意为“隐秘者”。1905至1914年间，他把以这个笔名写的诗编成《尼霍尼诗集》，共收诗177首：其中150首是加扎勒，其余为玛斯纳维、四行节诗、五行节诗、六行节诗以及一封诗体书信。这些诗中，165首用乌兹别克语写成，10首用波斯—塔吉克语，还有2首是乌兹别克语与俄语交织的“蜜糖体”。

为民族歌曲写的民族诗

在哈姆扎的创作中，总题为《为民族歌曲而作的民族诗集》的系列诗集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总题下出版的七部诗集收录了1915至1917年间的作品：

• 《香花》
• 《白花》
• 《红花》
• 《粉花》
• 《黄花》
• 《绿花》
• 《紫花》

这些诗集的核心思想是唤醒民众的社会政治意识，引导他们追求知识与启蒙。与阿卜杜拉·阿夫洛尼一样，哈姆扎保留了传统民族曲调，却把其中不雅的歌词换成表达民族精神和人民独立愿望的诗句，以此唤醒民族——他深知，民族独立的思想借助音乐、民间曲调和歌曲，能更快更深地打动人心。乌兹别克文学中“东方曲”体裁的发展也与哈姆扎和阿夫洛尼密切相关。哈姆扎本人颇具音乐天赋，他的诗集在这一点上与阿夫洛尼的《文学，或民族诗歌》十分相近。

在一首依花剌子模民歌曲调写成、以“幸福离开了不幸的突厥斯坦”开头的诗中，诗人满怀悲痛地诉说了殖民地在经济、精神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这些诗集不仅深受读者喜爱，也在歌手和艺人中广为流传。哈姆扎研究的早期学者索蒂·侯赛因指出，这些歌曲走出了少数读者的小圈子，在歌手中传唱开来，同时也遭到了反动势力和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他的诗句甚至传到了连一所学校都没有的村庄。

政论家

和许多乌兹别克作家一样，哈姆扎的思想成长深受扎迪德运动伟大领袖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及其《翻译者报》的影响。1914年9月11日加斯普林斯基去世后，哈姆扎与其他乌兹别克扎迪德作家一样表达哀悼：9月24日在《费尔干纳之声》上发表文章《忌日》，9月28日又在同一报纸上发表诗作《挽歌》。

《紫花》诗集中有描写被带往远离家乡之地的乌兹别克劳工艰辛屈辱生活的诗篇；如此公开地反对殖民压迫，需要真正的勇气。他在《突厥斯坦之声》和《费尔干纳之声》上发表了《宰牲节》和《致歉》等文章，指出使民族摆脱有害陋习、贫困和迷信的唯一途径是教育与启蒙，富人与穷人、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都应联合起来支持扎迪德新式学校。哈姆扎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和阶级分裂，认为只有团结才能把民族从愚昧、落后、停滞和压迫中拯救出来。在《孤儿学堂》一文中，他呼吁人们资助贫苦儿童和孤儿，让他们也能读书求知。

小说与悲剧

通过为报刊撰稿磨炼了文笔、又熟悉了土耳其、鞑靼和俄罗斯文学之后，哈姆扎转向了在乌兹别克文学中尚属新颖的散文形式。1915年，他发表了自称为“民族小说”的《新的幸福》，由“马杜拉”图书馆石印出版。从1915年起，他为浩罕剧团创作剧本：先是1915年的《有毒的生活，或爱情的牺牲品》，后来又写了《复仇》《自治》（1917年）、《谁对？》和《财主与仆人》（1918年）。

小说和第一部剧本讲的都是知识的力量。在《新的幸福》里，青年奥利姆詹用知识与启蒙给因愚昧无知而四分五裂的阿卜杜勒卡霍尔一家带来了幸福。而在剧中，愚昧、落后和狂热却把两位追求教育与进步的年轻人——马赫穆德汗和玛丽亚姆汗——推向了悲剧。这部四幕悲剧写于1915年，1916年由塔什干“古洛米亚”印刷所出版，出版人是哈姆扎的挚友、富商兼启蒙者赛义德诺西尔·米尔贾洛洛夫。作者把它的体裁定为“突厥斯坦日常生活中一个姑娘和一个青年的悲剧”。

由于揭露了某些宗教人士的不当行为，哈姆扎有时被说成无神论者。其实他批判的是狂热和宗教极端分子，而不是宗教本身：在《有毒的生活》中，伊斯兰教法恰恰与自由、平等、正义和反抗压迫联系在一起。苏联时期的学者多年来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解读这部剧，但马赫穆德出身富家，玛丽亚姆极其贫穷，两人却不问出身，一同为民族的未来奋斗；哈姆扎是按人的品质、而不是按阶级来评价他的人物的。

自治

要理解哈姆扎的政治观点及其对突厥斯坦自治的态度，他1917年的讽刺剧《自治》尤为关键。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让扎迪德知识分子燃起了独立的希望。1917年3月，扎迪德领袖穆纳瓦尔卡里和阿卜杜拉·阿夫洛尼创建了“伊斯兰议会”，其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马赫穆德霍贾·别赫布迪、穆斯塔法·乔卡耶夫和乌拜杜拉·霍贾耶夫等政治人物。同年晚些时候，随着布尔什维克活动加剧，保守的宗教人士从“伊斯兰议会”分裂出去，另组“乌理玛”协会。

哈姆扎以“乌理玛”协会浩罕分会的一次会议为素材写成此剧，描写一场宗教集会上青年与乌理玛就突厥斯坦自由问题发生的争执——“青年”代表“伊斯兰议会”的扎迪德派，“乌理玛”代表“乌理玛”协会的守旧派。独立前，苏联学者一直把这部剧说成是攻击突厥斯坦自治的作品；事实上，哈姆扎揭露的是那些反对、破坏建立自治的扎迪德派的“乌理玛”成员的愚昧与狭隘。因为这部剧，他遭到“乌理玛”协会的迫害，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3月10日一直藏身在好友赛义德诺西尔·米尔贾洛洛夫家中。

1917年11月27日突厥斯坦自治宣告成立，哈姆扎满怀喜悦地写下了诗作《致突厥斯坦自治》，于1918年1月11日发表在《伟大的突厥斯坦报》上，向穆斯林民族祝贺这一重大事件，并号召大家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

革命之后

十月革命以前，启蒙是哈姆扎创作的核心思想；作为扎迪德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几乎尝试了所有文学形式和体裁。和其他扎迪德思想家一样，二月革命后他相信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已摆脱了殖民压迫。1917年，他先后创办了《议会》和《自由》杂志；在《自由》创刊号的社论《珍贵的今天》中，他热情欢迎政治变革，把革命视为实现自由、平等与正义的机会。然而，他对殖民主义的大胆批评不受临时政府及其在当地的支持者欢迎，两份杂志都被查封。

十月革命后，哈姆扎写了许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诗歌和歌曲。他没有看清布尔什维克政府推行的新形式的殖民政策，有时把才华用在了苏维埃宣传而非艺术创作上。尽管如此，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写的剧本《面纱秘密一幕，或亚拉奇的勾当》和《旧时的法官，或迈萨拉的案子》，对乌兹别克戏剧和剧场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1926年2月27日，哈姆扎被授予“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沙希马尔丹

1928年8月，哈姆扎奉苏联政府之命来到费尔干纳盆地山区的圣地村庄沙希马尔丹。在那里，他积极投身于巩固政府政策和反对宗教人士的运动，包括当时当地最具爆炸性的揭除面纱运动。1929年3月18日，他死于一群宗教保守分子之手，年仅四十岁。

身后

哈姆扎死于宗教保守分子之手，后来成了苏联意识形态从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出发解读其全部创作的依据。他的遗产被割离了扎迪德运动的土壤，他本人被塑造成扎迪德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反对者、乌兹别克苏维埃文学艺术的唯一奠基人；街道、剧院和一个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17集电影《火红的道路》是这种做法最突出的例子——这类建立在虚构演绎上的作品，非但没有加深、反而损害了公众对哈姆扎的理解与尊重。

直到独立以后，人们才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他的创作。毫不夸张地说，哈姆扎在20世纪乌兹别克文学的杰出人物中理应占有重要一席：他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诗人、目光敏锐的散文家、才华横溢的剧作家、精力充沛的戏剧活动家和技艺娴熟的教育家。与同时代的阿卜杜拉·阿夫洛尼、阿卜杜拉乌夫·菲特拉特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乔尔蓬一样，他在乌兹别克文学史和扎迪德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